走进钱穆先生的素书楼，探寻民国文化风范

今天，当我来到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时，我不禁想起了与钱穆先生一段虽小却独特的“党”关系。 1999年秋天，我踏入台北市政府大楼，第一次担任公职。大约三个月后，我又去考察了两处老宅——外双溪钱穆先生的苏书楼和阳明山林语堂先生的故居。

林语堂故居是一座非常漂亮的三合院四合院，具有地中海色彩，但已年久失修。当我看到它时，那只是一座布满灰尘的房子。它被用作阅览室，没有人去，而且被白蚁吃得很厉害。

苏树楼遗址严重下陷。院子里，钱老太太亲手种下的花草还在，草地上鸟儿在跳跃。钱先生以前讲课的小客厅里的书桌还在，但墙壁上空荡荡的，留下了挂在那里的书画痕迹。

两座灰暗孤寂的老房子，曾经象征着民国的文化风格。在台湾“本土化”政治的沉浮中，两个人物退居到社会记忆的边缘，两栋房子也变得荒凉。

这种选择性遗忘很特别吗？一点也不。当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书时，整个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在台湾消失了。直到1975年我来到美国，才开始接触沉从文、鲁迅的著作。至于整个日治时期或更早时期的台湾本土文学，则“尸骨无存”。看来在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前，台湾没有人会读书写字。

然而，到了1999年我出任文化处长时，乡土学已从底层转向“正确”的突出学，而代表民国文化的钱穆、林语堂则退居二线。 。所以我知道，政治就像台风中的浮木，随波逐流，而历史，特别是文化史，就像一条大河。水要静，流要深。为了台湾的长远发展，我必须留下这两座珍贵的建筑。房子、房子是时代的见证，带着温暖。

我走了两步。首先，我得到时任市长马英九的支持，将两院的管辖权移交给文化局。然后我编制了新台币2000万元的装修预算，并制定了修复计划。不出所料，当预算案送交议会审议时，遭到了反对党议员的猛烈抨击。主要争论是，怎么能用“台湾”的钱来修“中国”的房子。

在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质询通常都是以侮辱官员的​​方式进行。但能得到这个预算，可以说我很满意。短时间内，我发现政治是公共利益的“交换”游戏，是进退的表演艺术。在这门艺术中，软弱的退却、漫无目的的宽容、完全缺乏策略都可能导致“践踏”，彻底挫败你的理想和主张；如果你太激进，你可能只想快点或只是“前进”。 “如果你不懂得‘退却’，你很可能最终会失去主流社会的支持，成为一只愤怒的孤独鸟。

我用我的屈辱和忍耐换来了2000万，苏书楼和林语堂故居彻底恢复了。虽然被羞辱时难以忍受，但事情发生后就平静了。更何况，我所承受的一切，是钱先生九十五岁时，双目失明，被迫搬出苏图书馆，三个月后去世的整个过程所遭受的摧残无法比拟的。 （钱先生在包括当时的陈水扁在内的台北市议员指责他“侵占市产”后，愤怒地搬走了。）

2 农村教师和学生

1990年，钱先生搬出了苏书楼。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出生于19世纪末的学者如何受到20世纪末时代变迁的粗暴对待。基本上，新时代的政治家把新时代的价值观当作砖头，拿在手里攻击旧时代的学者；我相信钱穆一定深深地记得他经历过的各个时代，他也见过太多次的价值翻转，而在不断的价值翻转中力求保留一个不变的核心，这也是新亚书院的起源。

钱先生十三岁就读于无锡市荡口镇国育小学。那个时代的社会是如何对待读书人的？

有一位他非常尊敬和怀念的老师，名叫华千朔，每周都会乘船往返于苏州和荡口镇之间。从苏州返回荡口镇时，老师的船会经过整个镇子。 “那天下午四五点钟，镇上的人们在岸边观看，仿佛神仙从天而降。”

那是1908年的中国，一幅宁静祥和的乡村照片。

1944年，战争进入最后关头，蒋介石号召“一寸山水，一寸热血，十万青年，十万大军”，鼓励学生上战场。当时作家王定军还不到20岁，他和一大批流亡学生争相报名。

国家立即向每名参军学生发放1万法币。法币万元是什么概念？是他们的老师，同样在流亡中，十五个月的俸禄。

青年学生感慨“国家的未来在我”。他们一夜之间变得精力充沛，行为方式也立即改变。抗战时期，流放学校都在农村，师生经常在田埂上来来往往。 “学生之间一般都是有礼貌的，这次是军人的学生把老师推到沟里……我在马路中间遇到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学生拦住了他，让他怎么做？”好吧？他说他还没有做，他太忙了，然后那个学生就上来打了他一巴掌。”

这是1944年的中国，时局混乱时的农村镜头。

3我的青春

当我十三岁的时候——那已经是1965年了——我在台湾的乡村读书。校长说：“你普通话说得真好”，并指派我每天在升旗仪式上到讲台上给六千名师生“读校长座右铭”。

当我上大学时，大概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被分配代表一群大学生站在队伍前面，带头喊口号：“大学生支持总统、副总统连任”——这是蒋氏父子第五次连任。

如果你问我：你带头喊口号的时候想过没有，你赞成他们连任吗？

我会说，完全不假思索。环顾四周，没有看到有人反对，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整个围绕着我、笼罩着我的社会氛围是那么的融洽。只听到大人们愉快地说我“声音真好听”、“我的普通话真标准……”

我们像士兵一样穿着学生制服。每次每周例会，除了对总理画像三鞠躬外，我们还齐声朗诵“我为国民革命献身四十年……”，也集体朗诵。 《青春十二条法则》——你能说出是哪一条吗？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突然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全班同学大概都会像顺口溜一样脱口而出：

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继承宇宙的生命；生命的目的是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

这是蒋公的引言。如果你在街上随机拦住一个大学生并问他“你为什么学习？”他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你：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承历代圣人独特的教诲，创造万世太平。

4 思想交流

你以为这就是蒋介石的党性教育吗？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蒋介石的党性教育深深地渗透着儒家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就像酥油和面团揉在一起一样。而我们这一代人灌输的大量儒家思想，也并非国民党教育所独有。

最近我重读了福泽谕吉的传记，印象最深的是19世纪的日本是如何深深地“沉浸”在儒家思想的酿造缸里。福泽谕吉小时候，有一天，哥哥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佑吉说：“如果你想在日本成为有钱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哥哥听了，训斥了他。于是佑二就问哥哥长大后想做什么。

哥哥很严肃地回答道：“一生尽孝、忠信。”哥哥引用了儒家经典。

大多数人对“民主化”的理解仅限于表面上的大规模行动，比如挥舞旗帜的选举、激烈的示威、静坐、数万人的游行等。事实上，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表面上看不到的事情，就像地下流淌的河流一样。其中之一是“意识形态交流”——试图从党国统治的大虚构和大叙事中澄清我们能得到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神话，什么是历史。换句话说，你尝试分开理解面条和奶油。

当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后殖民社会。殖民者给你们灌输了多少虚构的世界观、民族观、奇怪的“爱国主义”？解放后，你们会尽力把它们一一整理出来。

面油分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何况在民主进程中，因为言论自由的空间一下子变得巨大，而人们自身的理性素养暂时还不够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互相争论、互相攻击。 ，诽谤对方。我们常常花70%的时间制造“假问题”只是为了挑起争议，剩下的30%的时间则用于冷静思考和深入讨论真正重要的问题。

因此，“思想交流”进行得非常缓慢。

5 全部拉倒

我们这一代人最特殊的机会就是，还没来得及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什么该去，什么该保留，什么该握在手里，“珍惜就好”。 “瓷器”，这种排序本身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突然像海啸一样来到了你的书房门口。我们突然发现脚底只是不断移动的流沙，没有坚实的土地。

全球化和互联网化摧毁了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之前无数代人的价值基础。

过去，很多价值都是建立在有“门槛”的前提下的。

例如，要获得知识，必须有能力、金钱或地位作为门槛。互联网去掉了门槛，人人都可以获得知识，启蒙者的社会角色就消失了。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知识，普通人成为网民，网民和精英是平等的，开明的人成为笑话。

比如，要发挥影响力，需要有多年积累的平台、权力、实力作为门槛；互联网拿走了门槛，每个人都有机会搭建自己的平台。获得权力并不一定需要长期积累实力，只需要一点点个人魅力，因此意见领袖的地位已经被拉平。 “网红”和意见领袖是平起平坐的。

例如，权力的行使或多或少依赖于对知识、智慧、技术或能力的垄断。然而，全球化解除了“国家”的权力机制，互联网改变了总统、国会、政府、法院、学校、媒体、大公司、教派、名教授、大知识分子、一切精英和精英体系。曾经拥有实际或话语权力的人已被从宝座上夺走。

6 茫然地环顾四周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大浪袭来，你还没来得及站稳，下一个更大的浪就会袭击你，把你击倒在地。从专制到民主的思想梳理工作还没有完成。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已经“掏空”了你正在研究的话题。你发现在这个大浪淘沙的时代，钱穆和林语堂都像外星人一样。

或许夸张地说，在这次“变革”中，年轻一代不再读“经典”，更不用说整本“书”了；他们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不再接受“严肃”或者“严肃”不再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再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我们心中不再有英雄。 “立命立心为天下”已经变得可笑了。 “娱乐至上”或“娱乐至死”可以成为一种合法的生活方式。

20世纪知识分子的“嚣张”姿态、“凛然”语气，或者不屑的表情，都可以用表情符号嘲讽，用“高高在上”“不堪轻视”等字眼打倒在地。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知识分子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公众变得反知识分子？”欧洲精英们扪心自问：“自由主义在什么时候出了问题？”在特朗普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在焦急地喊叫“权力终结”、“国家失败”、“信任崩溃”……

无论他们是政治、商业、宗教或文化精英还是“领袖”，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走在街上。街上很热闹，但他们却很孤独。他们茫然地环顾四周，不知道自己与群众是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

7 价值革命、“流放”

这是一场文化价值革命。价值革命必然导致流亡，任何王朝更迭都会导致知识分子的“流亡”。有的人步行离开，有的人精神离开。但这一次，不是王朝更迭，而是文化价值革命。

我有一个很“不伦不类”的协会。

奥地利犹太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往伦敦。他的流亡开始得比大多数欧洲犹太知识分子都要早，因为他相信灾难在希特勒崛起的早期就已经来临。所以当他早早到达伦敦时，他看着一群群知识分子逃往伦敦，而且越晚到达，他们就越尴尬。他接触到的人都是作家、音乐家、画家、学者、大企业家、银行家……

他这样描述这些被困在伦敦街头的旧时代精英：

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首先去的地方不再像以前那样去博物馆和大自然，而是去领事馆和派出所拿居留证。以前，朋友们坐在一起时，常常会热烈地讨论波德莱尔的诗，或者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但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讨论被盘问的情况和许可证的发放……过去十年，2000年，结识领事馆的一个小女文员比组建一个组织更重要。与托斯卡尼尼或罗曼·罗兰的友谊。

……无论何种形式的流亡，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本身的不平衡。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立足点，就会失去尊严，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越来越没有把握。

这种联想是“不伦不类”的，因为21世纪全球化和网络技术带来的“革命”根本不是茨威格所面临的国家权威和政治压迫，而恰恰是全球化和网络技术带来的“革命”。它恰恰相反：它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流动、破碎、颠覆正统、瓦解结构、溶解和腐蚀信任。

不过，我的联想也并非完全“不伦不类”，因为茨威格的流亡处境，让波德莱尔、托斯卡尼尼、罗曼·罗兰所代表的价值观一落地就“崩溃”成了碎片。就像今天被认为是“精英”、“古典”或“传统”的价值观一样。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失语的”——无法在新的流动秩序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抽象意义上，这与茨威格的处境相似。

8 十三件事

到这里，你应该发现我好像把标题给错了。 “少年糊涂发现十三件事”应该是“中年糊涂发现十三件事”。年轻人固然会迷茫，但到了中年，你的迷茫就更加复杂了。

假设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今天你站在河流的上游，我站在下游。我走过中间的桃花，看到了漩涡深处的黑洞。总有一天，你会到达我今天的位置。我已经不在了，就像我去苏图书馆修书的时候，钱先生已经走了。

但在经历了中年的迷茫之后，我觉得自己比以前更能理解钱穆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十三件事，也许只有你们亲身经历了时代的迷茫才会明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吧。当我从苏图书馆走向新亚书院时，我会更多地提到钱穆先生，以表达对他的个人敬意。

好吧，龙应台在青春迷失后发现的十三件事：

1.不要嫁给你第一个爱上的人。

但你也可能会爱上后来结婚的人。

2. 时刻准备好对那些赞美你的人说“谢谢”，“不”。如果有人对你说，因为你特别好，比如你的声音特别好听，你的观念特别正确，你的信仰特别纯洁，请你出来带头喊口号。

说：谢谢，不。

3. 学习玩耍并培养一些终生的爱好。否则，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你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夺走了，你将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个干裂的池塘。世界上最穷的人是不会玩、没有爱好的人。当你老了的时候，你是最不被人喜欢的孤独老人，因为你就像一把干扫帚一样无趣。

4、年轻的时候，找几个对知识好奇的人，结为终生的朋友。

年纪越大，越难交朋友，年纪越大，对知识的渴求就越低。因此，只有现在“足够年轻”，才有可能结交几个求知欲极强的知心朋友。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曾这样描述他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名大学生宿舍：“他的房间里住着四个同学，一个是顾颉刚，研究他的哲学和古代历史。一位是吴帝君，专心研究他的歌词，有时还唱昆曲；一位是周烈，阿弥陀佛正在研究他的佛经；一位是威风凛凛的伏梦真……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大家都说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四年。年轻的时候，我以为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有了恋爱的自由。后来我发现我错了。你可以随时坠入爱河，即使你已经老了。然而，人生中唯一能让你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全身火热地疯狂追求知识的自由时光也只有这四年。

一旦过了这段时间，生活中的所有责任就会像一根无形的绳子，紧紧地困住你。相信我，这套产品将陪伴您一生。

5、一人一树，把“僻静处”作为对自己的犒赏。

钱穆教小学生写作文，并带他们来到松树林中的一组古墓群。他让每个学生选择一棵树坐下，然后开始孤独地“安静”。

过了一会儿，他问学生们是否听到头顶上有风声。学生说他没注意。他请他们再听一遍。

过了一会儿，他告诉学生，这里有数百棵松树，风穿过松针。松针很细，有很多缝隙。 “风从其中穿过，其声沙沙，与别处不同，这叫松风。”

我喜欢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认为流星只有在特定的日子才能看到，比如流星雨。

其实，任何一个夜晚，如果你挑一块没有光的草原，躺下来凝视天空，只要凝视足够长的时间，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流星，每天都有。

离开青少年校园后，您将踏上自动扶梯。自动扶梯有一个名字，叫“努力”。该自动扶梯向前直行向上，无休息站、无转弯站、无终点站。在名为“努力”的自动扶梯上，你的心不断积聚灰尘，辛苦和忙碌的灰尘，一层又一层，不知不觉地厚厚地覆盖着你年轻时明媚如清水的初心。

唯一可以掸去身上灰尘的时间就是当你独自一人、安静的时候。

流星其实一直都在。谁能看到它们，谁看不到它们？唯一的区别在于你是否为自己保留了一片孤独安静的田野。

6.华欣还是管宁，都有选择。

在沉默的时代，更加华馨；在喧嚣的时代，多做一个关宁。

1944年底，蒋介石主席发表了《告知识青年的话》。王定军和他的许多同学读到这条信息后，都流下了眼泪。大家泪流满面，决定立即参军。

那天其实是正常的上课日。他和整装待发的同学在外面跑了一整天，然后“头热气腾腾”、热血沸腾地回到教室。一进教室，他就看到“空荡荡的教室里，三个女孩和两个男孩，默默地靠在课桌上写字，没有任何动作”。

很快，那些热情的学生就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开始分成不同的群体。 “造反派”和“保皇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斗争，斗争得如此黑暗。

六十年后回顾历史，王定军说，那段时期，给他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是那些“在杀气中守护着那方寸纯洁，朝读书晚学，劳动”的人。每一秒。”人们。

1937年，北京大学文学院迁至湖南南岳衡山。钱穆与冯友兰发生了争吵。学校有两名学生决定退学前往延安，学生们举行了欢送会。冯友兰发表讲话，对两位同学表示赞扬。轮到钱穆发言的时候，他对那两个受到冯友兰大加赞扬的学生，居然没有客气。相反，他鼓励那些留下来的学生继续学习，并表示国家需要的栋梁是那些“努力求知”、“将来有用”的人。没有获得知识的人、年轻人根本就不是“脊梁”。

回到宿舍后，冯友兰对钱穆说，鼓励学生学习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应该责怪那两个热情的学生。钱穆反驳道：“你怎么能同意学生读书，表扬学生辍学去延安呢？”这是模棱两可的，不分对错的。 “我永远不会认真对待它。”

热情、奔放是青春的特征。当然，它是自然的、美丽的、值得珍惜的。但发烧时，不妨先给自己倒一桶冰水，让其冷却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世说新语》中“关宁化信”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两人一起读书。外面一闹，华歆就跑出去看书。管宁“切席”陪他读书。最后两个非常有成就。

这并不是说你不能成为那个放下书本去凑热闹的华欣——我自己就是一个不专心的华欣，但你至少要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选择。对于“四面八方都吹不走”的管宁来说，这个世界。

7、为了“正义”，赶紧出去。

冲出去之前，弯下腰系好鞋带。

系鞋带的时候，你有半分钟的时间思考几个问题：

当“正义”与“慈悲”发生冲突时你会怎么做？当两种“正义”发生冲突时你会怎么做？

例如，在饥荒期间，你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从一个老妇人手里抢走了一小袋米。老妇人倒在地上伤心地哭着，而小伙子则因饥饿双腿浮肿，几乎无法站立。 ，浑身发抖，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个年轻人正义吗？

例如，如果你在旅行时在街上被抢了100元，你可以识别抢你的人，但你也知道在那个国家，抢你100元的人会被枪杀。你想鉴定一下吗？

比如说，一个恶人没有办法治好，就用另一个恶人把他打死，这就是正义吗？

例如，如果一个政党清算另一个政党犯下的罪行，却采用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方式来达到结果，你接受这个正义吗？

例如，如果正义实际上夹杂着变相的报复，你应该支持吗？

如果同时存在两种正义，并且两种正义又相互尖锐冲突，那么正义的最终基础是什么？你有意见吗？

如果你的鞋带系好了，而你又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再系一次。

8、如果你真有本事，方圆不矛盾。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一年，学校里有一位聪明、认真的大二学生，名叫傅斯年。他发现教授《文心雕龙》的老师不太懂文心、雕龙，犯了很多错误，于是学生们商量如何向校长汇报情况。